比讹诈更可怕的是人们的冷漠

陈倩

        近几年，无数起“扶老人被讹”事件，从黑龙江到山西到云南，南北西东，给无数善良的人带来刺骨的寒冷。

　　黑的字，白的纸，血的泪，媒体一次又一次怒吼，网友一次又一次痛斥……这是多么悲情与悲愤的场面。

        有人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因为他们讹诈成本太低，道个歉就能完事。然而，我认为这些只是个案，老人倒地没人扶”和“扶了老人反被讹”的确都是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但应该知道，在2亿多老人的中国社会里，碰瓷讹诈才几个？你身边真实的事件有几起？可是，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舆论场中，活跃的几乎都是年轻群体，老年人大多因为对技术的陌生而在其中完全失语。如此环境下，不光是“扶不扶老人”，在广场舞等热门话题上，竟然出现“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哗众取宠的偏颇声音，令无数的老人寒心。

　　“没有监控视频的地方绝不能扶老人？不事先请好几个路人作证就不敢帮老人呼叫120？”这些看似荒唐的举动，却在近几年的社会上频频出现。这些舆论的炒作，正摧毁着善良，摧毁着同情，摧毁着中国几千年来尊老敬老、孝顺长辈的道德传承，让整个社会失去温暖，失去同情心、失去道德底线，变成“人间的地狱”。

　　如果你身边的老人倒地，你敢去扶吗？如果是以前，相信你毫不犹豫，然而现在你的头脑中却浮现那些一篇篇报道中的画面，你犹豫了！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已改变了我们的心。

　　于是，人们慢慢学会的冷漠，学会了视而不见，学会了明哲保身。这种麻木，却是一种比讹诈本身还可怕的现象。因为，它像传染病一样，迅速销蚀社会每一个人的良知，将温情的人间彻底转变成冰冷的地狱。

    然而，我们要知道，扶老人，最终要扶的是终有一天要老去的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关键，还是在于年轻人如何看待和尊重老年人。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媒体的炒作，人们的冷漠，渐渐从冰山一角弥漫到整个社会，我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在讹诈中失去的金钱……

车溪中小

说得很有道理。我都怀疑那些人是故意要破坏社会道德，制作矛盾，别有用心。

秋天的童话

网络舆论其实后面是利益链

张国平

不这样根本难以生存

白雪公主

2015年9月19日，郑州，一位老人倒地后流血，过路市民拍照作证后去搀扶老人。  近年来，扶人被讹以及肇事者冒充好心人的事件屡屡发生，成为媒体热点。这极大消耗了社会的诚信资源，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扶人案件在现实中的情形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同类事件的经过可谓一波三折。事件的复杂性也导致了问题解决的困难。有人曾试图设置“委屈奖”，对做好事遭讹者进行奖励；也有一些地方曾承诺，市民因搀扶摔倒老人被讹，费用将由爱心专项基金承担。这些举措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找准问题的核心和本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问题更复杂。  为了深入了解此类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提出应对措施，笔者对截至今年10月前的149起因扶人引发争议的案件进行了逐一分析。在这些案例中，80%左右的案件真相最终被查明。其中冒充好人的撞人者32例，诬陷扶人者84例。而最近两年，随着探头等设备的普及，真相查明率已超过九成。2014年以来的21个案件，有20个案件的事实真相通过监控或证人证言得以发现。这意味着，恩将仇报或冒充好人，大都能通过各种方式查明真相。这对于杜绝此类事件发生极为重要，因为，是否讹人、是否冒充好人、是否逃离现场，都是当事人在瞬间作出的决定。为善为恶，都在这一瞬间。极高的真相发现比例，足以消除当事人的侥幸；而切实有效的法律责任体系，有助于促使当事人在这一瞬间作出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决定。  在这个前提下，有必要设定更为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严格执行，从而达到对不法行为的规范，矫正偏颇的社会认知。法律必须对恩将仇报的讹人者和冒充好心人的肇事者作出反应，这是问题解决的关键。但多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问题，法律的实施力度不足。在上述84起被扶者恩将仇报的案例中，仅有1例受到了扣留的处罚，但因违法人员已满70周岁，依法决定不予执行；在32起肇事者冒充好人的案件中，有对肇事行为进行处罚，但没有对冒充好人的行为进行处罚。总体而言，对恩将仇报的讹人者和冒充好心人的肇事者处罚率基本为零，这是我国扶人事件真相发现率极高而纠纷却不断这一反常现象的法律原因。  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气之外，我们还应该运用制度的力量，从根源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对诬陷者，需要考虑设定合适有效的法律责任，在有确切证据的情形下，加大对恩将仇报的讹人者的处罚力度；对冒充好人的肇事者，由于其往往在社会舆论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有必要予以严厉惩处，无论其肇事后果如何，应该对冒充行为本身予以单独处罚；对于逃离现场的肇事者，应该通过法律责任的设定，促使其主动履行救治被撞者的义务，比如除现有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外，在民事责任上可设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提高其逃离行为的经济代价，等等。  同时，在执法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该更加积极作为。作为公安部门，不能把这类案件仅仅看作是普通民事纠纷，无论伤情是否严重，只要双方就扶人中的事实有根本性的争议，就应积极、及时地介入纠纷，尽可能发现事实。立法机构在制度设计时，应该把真相的发现放到足够重要的位置，同时谨慎运用激励性举措。通过以上措施，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法律作为一种威慑的存在，改善民众认知，减轻司法压力，从而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来源：舆论场）